中国电镀网资讯：全国人大代表对于生态补偿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张庆伟、汪惠芳、杜国玲等102位代表提出了建议制定生态补偿法的议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又同时建议国家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时值今日，我国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尚未出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困难重重，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补偿究竟走到了哪一步?难点在哪里?如何推进?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在今年“两会”上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
■生态补偿走到了哪一步?
生态补偿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虽有一些省份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
从国情及环境保护实际形势出发，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重点领域有4个方面，分别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
“通过实施生态补偿可以协调解决生态脆弱区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矛盾，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钟勤建告诉记者。
但目前生态补偿制度的规定和措施并不到位。钟勤建指出，一些原来以林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国家实行森林禁伐、限伐后，当地财政和群众收入减少，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
还有一些地方实行退耕还林后，补偿力度不够。一些水源涵养区为了保护生态，大型工业项目被限制乃至关停，不仅使有关市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农民收入也有所减少。一些自然保护区长期以来管护能力严重不足，重要物种、生态系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乔新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大别山区作为国家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大别山区大部分面积的主体功能区是限制开发区，再加上人口众多、地域较广等因素，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较慢、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要使这一地区生态得到保护，仅靠区域某个省或市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更大支持，国家应加快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机制。”乔新江说。
在现实中，无论哪个领域的生态补偿制度，都亟待建立和完善。资料显示，近年来，虽有一些省份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早有专家指出，生态补偿知易行难，谁来补、怎么补、补给谁、补多少的问题不好解决，使生态补偿容易陷入“只说不做”的困境。
■实施生态补偿难在哪儿?
补偿形式单一、补偿标准不够细化、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凸显，同时利益上的纠结也使得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存在诸多难点
钟勤建告诉记者，生态补偿制度推进目前还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补偿形式单一、补偿标准不够细化、市场机制不完善等。
钟勤建说，首先，目前的生态补偿方式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缺乏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转移补偿机制。很多大型矿产开采和水电开发企业的生态补偿主要通过税收形式体现，然而他们在开发过程中留给地方的税收比例很低，远远达不到于国外资源补偿费征收率10%~16%的标准，有悖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其次，由于补偿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补偿标准细化度不够，又不能因地制宜，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矛盾。由于缺乏统一的交易协商平台，目前难以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在现行的生态补偿项目中，补偿标准基本上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这样的补偿方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出现“过补偿”，而另一些地区出现“低补偿”。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怀化市市长李晖说，怀化市70%以上的土地是林地，70%以上的县(市、区)是重点林区县，70%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林区。但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有一定的困难，面临着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补偿资金来源少、补偿资金使用分散等问题。以部门为主导的补偿，责任主体不明确，在监督管理、资金投入、项目整治上难以形成合力，使生态补偿效率低下。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环保厅厅长缪学刚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补偿难在利益上。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上游往往认为发展被限制了，发展空间变小了。下游往往觉得，保护好生态环境是上游本就应该做的事情。上游地区经济欠发达，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而下游经济发达，也应节约用水，严格防治水污染，让上游地区在情感上增强接受度。
■生态补偿怎么推进?
要完善生态补偿标准和拓宽补偿覆盖面，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加快推进生态补偿政策立法
生态补偿怎么推进?针对这一问题，多位人大代表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钟勤建提出，要通过政策、市场、法律3种手段推进生态补偿。一是完善生态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覆盖面。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居民实施移民搬迁，完善提高移民补偿政策。进一步明确补偿责任主体，确保补偿资金及时兑现。推动地方同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率先对跨省界中型流域、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辖区小流域的生态补偿进行相关试点工作。针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开征生态补偿费。
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建立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易制度，完善补偿长效机制。比如流域生态服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上游提供优质足量的水资源，按照双方协议，由下游地区支付上游地区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投入。同时加强造血补偿机制的培育，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造血型补偿机制的培育中，以形成对相关保护区域培养造血功能的激励，逐渐建立适合当地自身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加快推进生态补偿政策立法。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强化和细化生态补偿内容，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建立生态补偿纠纷仲裁制度，进一步畅通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对话、协商渠道，为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的利益纠纷提供解决渠道。通过不断解决个案，最终形成有关生态补偿合理标准的共识和惯例。
针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乔新江建议，在财政政策上，加快制订操作性强、保障公平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对这些区域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利益补偿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制定鼓励探索建立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受益地区应采取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在产业政策上，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编制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支持这些区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旅游业、林产业、特色农业等，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投资政策上，重点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改善这些地区基础条件。
李晖建议，加大对生态屏障地区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进一步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同时，选择一些生态重点地区开展试点工作，进行探索性尝试，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
缪学刚指出，推进生态补偿制度，涉及跨县、市、省甚至跨国，总体上应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具体上下游之间进行协商，根本上要兼顾各方利益。
